滕县保卫战最后关头，白刃格斗川军手枪排吃了大亏，王师长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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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古城，在1938年的春天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战场。
彼时，抗日战争的战火早已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而滕县，这座地处津浦铁路要道的小城，成了国共双方都难以放弃的战略咽喉。
战斗的最后一天，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站在一片狼烟中，手捂着伤口，冷冷地盯着远处围拢过来的日军。
他的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决然。
没过多久，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这位将军倒在了城墙下，用生命诠释了“城在人在”的承诺。
为什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会牵动如此大的战局？这背后，是一场注定孤立无援的战斗。
滕县保卫战的背景并不复杂，却足够令人扼腕。1938年初，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意图打通华北与华中的交通线，顺势包围徐州。
而徐州，是蒋介石下令“死守”的重地。
守住徐州，国军就能拖住日军，为其他战场争取宝贵的时间。
滕县作为徐州的北大门，自然成了必争之地。
川军122师奉命驻守这里，师长王铭章率领约一万人马，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然而，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壮的。
日军的矶谷师团装备精良，兵力数倍于守军，甚至还拥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攻势。
而川军，装备简陋，弹药匮乏，甚至连基本的增援都等不到。
开战的第三天，王铭章给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了一封电报，短短几句，透着揪心的无奈：“援军未到，敌大部队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这是他的诀别信。
他知道，这场战斗的结局，只能是以命相搏。
滕县的战斗并非毫无希望。
早在战斗打响之前，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便向蒋介石请求，将汤恩伯的第20军团调来支援。
然而，这位蒋介石的嫡系却迟迟按兵不动。
汤恩伯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他要求全军团整体行动，拒绝派一个师前往支援，理由是“避免分割零碎”。
可实际上，他心里打的算盘，是不愿意归李宗仁指挥。
这种派系之争，最终让滕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川军的士兵并不清楚这些政治博弈，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座城。
战斗的第四天，城墙被日军炸开了口子，敌人开始涌入城内。
王铭章召集还活着的团以上军官，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
他的命令只有一个：进入巷战，坚持到最后一人。
然而，巷战的残酷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断了，就用拳头砸。
到最后，川军的手枪排奉命夺回西门城楼，与日军展开白刃战。24名士兵，全部战死。
王铭章目睹这一切，愤怒和悲痛让他几乎失去理智。
他试图亲自冲上去，但被参谋长赵渭滨拦住：“师长，你不能硬拼，你要指挥！”王铭章强忍怒火，带着剩下的几名军官撤向火车站。
然而，在穿过一片开阔地时，日军居高临下的机枪像雨点般扫射过来，王铭章腹部中弹，随行的几位军官也相继倒下。
鲜血从他的身下流出，但他却挣扎着站了起来。
看着步步逼近的日军，王铭章轻蔑地笑了一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
他用这样的方式，守住了最后的尊严。
滕县的城墙上，县长周同还在指挥所剩无几的保安团部队与日军对峙。
这个平日里更像文人的县长，在战斗中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刚毅。
他亲自带队送弹药、运伤员，甚至在关键时刻上前堵住城门的缺口。
当他听说王铭章牺牲的消息时，沉默了许久，随后命令手下去找回师长的遗体。
他对身边的部下说：“王师长为国捐躯，这样的英雄，不能留在这片焦土中。”
然而，当撤退的命令下达时，周同却拒绝离开。
他平静地对守军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城亡与亡的县长，我愿开其先例。”随后，他独自走到城墙边，纵身跃下。
滕县，成了他的归宿。
滕县保卫战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场战斗，川军阵亡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而日军为了攻下这座小城，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一切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徐州战局的胜利。
历史学者曾评论，如果汤恩伯的援军能够及时赶到，滕县或许不会沦为孤城。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派系之争的后果，最终由最前线的将士用生命买单。
有人说，滕县保卫战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胜败。
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精神，什么是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王铭章、周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在家国危亡之际，个人的生死早已不重要。
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民族的希望，也让后人铭记：有些战斗，值得用生命去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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