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列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分析帝国主义，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崭新理论，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认为不应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经济阶段，而只是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愿意采取的吞并或征服其他区域的政策，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
因此，金融资本完全可以采取非暴力非掠夺的政策，例如把卡特尔政策使用到对外关系上，停止战争，实行国际联合，共同剥削世界，考茨基称这种状况为“超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认为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的观点是调和矛盾和掩盖矛盾的折中主义思想。它抹杀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回避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辩护。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诚然是一种政策，但首先它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概括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家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还进一步得出了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是寄生的和腐朽的结论。他指出，尽管垄断不会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竞争仍在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垄断必然会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
金融资本的出现和发展造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他们以剪息票为生，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给帝国主义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还表现在无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出现，垄断资产阶级从其超额利润中提取部分用于豢养、收买部分无产者，使他们的生活达到或接近资产者的水平，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阶级基础。
尽管这个特权阶层对于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能起一定作用，但这个矛盾仍然是很尖锐的。特别是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由于世界市场的分割已经完毕而日益尖锐起来，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是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结成联盟，但是，“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
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也就是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
列宁还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出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的国家中，都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政治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这一切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这句话出于列宁在1920年7月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写的法文版和法文版的序言，列宁指的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11月德国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革命、1919年3月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在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下在英、德、意、美和东方各国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以上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简略概括。这个理论系统地阐明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和消灭，提出了新的结论和论证。它是《资本论》的继续和发展。
这个理论的提出已经70年，它是否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呢？无疑，它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是正确的，不仅得到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赞许，也得到了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肯定，至今仍然是多数学者分析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但它关于帝国主义的某些特点的观点和对帝国主义命运的预见从今天的形势来看不是不可商榷的。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说它是过渡的无疑是正确的，说它是垂死的对于俄国帝国主义也是合适的，但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不完全合适，今天有些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和不断前进的潜力。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呈现出一些复杂的情况，这些都是列宁没有预见到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列宁的一般观点为指导，从事实材料出发，对今天面临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而不应囿于列宁的某些具体论断。
